三是试点强制特色更明显。

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份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我分类后的垃圾有进行精细处理吗？有实现再利用吗？有产生环境效应吗？这是我垃圾分类的动力和意义。

毛达认为，垃圾管理中的政策优惠和经济激励措施，也应该合理分配给减少垃圾产生的前端环节。但无论是靠基层监督还是执法抽查，必须把处罚看作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执行下去。垃圾分类要真正进行到底，强制措施必不可少，没有痛点，现状无法改变。过去对待垃圾的思维错了。杭州新修订的《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把餐厨垃圾改为易腐垃圾。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扔垃圾没有痛点。上海并不是全国首个对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广州环保公益人士巴索风云说。

研究垃圾分类多年，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始终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今年6月，住建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将全国46个城市带上了强制垃圾分类的快车道。在2016年针对垃圾分类的一份建议中，罗建明供职的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提到，应该因地制宜地鼓励设置循环产业基地及餐厨垃圾处理基地。对此，徐海云认为，未分类投放和随意倾倒堆放应该区分开来。

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8月底，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45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5倍。和北京一样启动修法的，还有杭州。

争论如何分类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垃圾分类势不可挡，但首先要搞明白分什么和怎么分，才能对症下药。原建设部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林8个城市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前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两人这回从北京到上海来出差，虽然早已对全民热议的上海垃圾分类新规有所耳闻，但来到实战现场，还是对手上的垃圾犯了愁。

其后两个月，包括北京、广州、杭州、重庆、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悄然提速，将垃圾分类提到了城市管理的重要位置。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转折一场全新的垃圾分类突围战我国首次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尝试，是在2000年。普通城市尚且如此，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更难。

过去对垃圾的忽视积累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小马觉得分垃圾太麻烦，干脆减少制造垃圾，降低倒垃圾的频率。

广州姑娘漠漠认为，这可能比分类更具有环保意义。上海市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两个月后，老邓和小金居住的北京，开始全力推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法，市、区、乡镇三级近1.5万名人大代表走进街道社区，围绕生活垃圾是否应实施总量控制、一次性用品是否要禁止等问题，听取基层意见。

如何破解这一连串难题，在徐海云看来，参与者的意愿和垃圾的出路是关键。污损塑料袋属于干垃圾，一次性餐具也是干垃圾，根据指引，两人小心翼翼地把手上的垃圾投放进了对应的垃圾桶。这么多年，我相信一直有人在生活中坚持分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前瞻垃圾减量背后的循环经济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发起人，毛达还谈到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源头减量。针对湿垃圾，加快湿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统筹解决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等易腐垃圾处理问题，严禁餐厨垃圾直接饲喂生猪。相对厨余垃圾，易腐垃圾包容性更强，包括厨余垃圾、餐饮甚至园林绿化垃圾。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扔垃圾没有痛点。至少经过了四年的酝酿、深化，起码从2015年开始，垃圾分类就被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先位置，这几年也多次得到强有力的顶层推动。

打响此轮突围头炮的上海，在管理条例施行第一天上午，就针对垃圾混装和分类不明向一家酒店、一家商场开出整改单。湿垃圾分出量达到92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1.3倍。

不仅仅是上海，终端处理设施的建设，是对这一轮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的集体考验。省级层面，8月21日，浙江发布全国首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省级标准，统一分类设施标识，明确操作规范。

湖北、黑龙江更先行一步，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提上议程。常居广州的雯雯说，她更想了解的，是分好的垃圾去哪里了。她手上提着一兜垃圾，路过垃圾桶时却没有停留，直到走到一排分类摆放的垃圾桶前，她停下来了，把塑料袋打开，将里面的垃圾倒进厨余垃圾桶，又把塑料袋扔到了其他垃圾桶。2015年至2019年，杭州、银川、广州、宜春、太原、长春相继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雯雯觉得，每一个参与垃圾分类的人，都有权知道答案。这样的顶层设计当然很难，就像垃圾分类一样，很多人也觉得难。

这既是全国统一的大标准，也是目前最简单常见的分类方法。听说上海要开始垃圾分类时，今年6月刚到上海工作的小圆有点着急，不是不愿意分，是那么多垃圾，到底怎么分呀。

垃圾分类要真正进行到底，强制措施必不可少，没有痛点，现状无法改变。立法处罚要对准扔垃圾的痛点眼下，摆在城市管理者们面前的另一道难题，是立法。

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已于2012年3月起实施。干垃圾处置量低于15500吨/日，比2018年底减少了26%。矛盾在于，分类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去处，意味着需要相关的处理企业、技术以及场地，乃至一个完善的产业园，最后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土地。考验分好类的垃圾出路在哪儿有时候，参与者的意愿与垃圾的出路直接挂钩。

比如长期的垃圾堆放和燃烧、粗放的废物处理方式，城市里可利用土地和资源的减少也越来越明显。但截至6月中旬，上海配置及涂装的湿垃圾车是982辆、干垃圾车3135辆，干垃圾焚烧能力为1.93万吨/日，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为5050吨/日。

老邓在出站大厅转了转，发现了伫立在拐角处的两个垃圾桶，兴致勃勃地拉着同事走过去，开始察看垃圾桶上的分类指引。这超出了垃圾分类的范畴，但我认为垃圾管理要把源头减量放在第一位。

在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大部分城市对垃圾分类采取的也是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四分法。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广州珠江新城见到的一个女孩。